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蔓延、深化进而迅速引发了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这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彻底销蚀了华尔街美丽神话的光环，颠覆了自由放任市场理念的崇高，从而引发了全球关于华尔街金融发展、创新、运营与监管模式的反省与思考，而这一次的反省与思考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沉痛、广泛和深刻。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及影响
　　这次金融危机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全球股票市场指数大幅下挫，各个主要指数下跌均超过20%以上。二是华尔街最基本的金融机构五大投资银行消失，贝尔斯登、美林证券、雷曼兄弟倒闭或被收购，高盛、摩根斯丹利则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由此华尔街的金融性质和运行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尤其是雷曼兄弟的破产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司破产，彻底摧垮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加剧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三是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了严重冲击，导致大批人员失业。从美国金融危机恶化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之后又蔓延到日本、韩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越南、中国等亚洲国家，其中冰岛、匈牙利、乌克兰、波兰等几乎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金融危机导致了大量人员失业，截至2008年9月，美国失业人口已达910万，失业率6.1%。四是由金融领域蔓延至实体经济，引起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联合国、MFI、世界银行都调低2009年及未来增长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将放慢至1%，发达国家将出现0.5%的负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际经济进一步放缓至4.6%。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GDP增长30年来首次出现大幅下降，外贸出口连续出现大幅下降。由于中央及时采取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措施，我国经济运行已出现触底反弹的回暖迹象，保持持续发展的信心也进一步增强，预期今年及未来GDP增长仍将保持8%以上，这将是全球大国中最好的。
　　二、金融危机原因的文化解析与探究
　　对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探究，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和书籍，也召开了多次国际性论坛。从宏观、客观方面看主要有过度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模式、美国强行推行其意识形态和全球经济霸权、美国经济发展由繁荣进入衰退的周期规律、美国过度消费与低储蓄率的经济运行失衡、过度泛滥而又缺乏监管的金融衍生品创新、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无监管的市场而致使金融监管弱化、虚拟经济泡沫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公司高管人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过度贪婪等等。但是，从企业文化深层探究危机生成的原因，目前做得还不够。诚然，我们并非完全认同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决定论，但是文化价值观对政治、经济发展走向的具有巨大影响力却是被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特别是探究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开文化的透析是难以抓住本质的，因为作为企业灵魂的文化决定着企业的成败与兴衰。因此，从企业文化视角解析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或许更本质一些。具体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直接助长了公司高管群体的贪婪。美国文化核心内涵之一就是尊重个人价值，鼓励个人价值的实现。因而作为金融市场竞争前沿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各类金融公司均把“创造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的首要目标。与此相适应的激励机制，也是以个人最优业绩作为考核奖惩的主要依据，即失败者出局，获胜者成功。每年，给公司创造出最大化业绩的那些人将获得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奖金。一个人或公司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且将此作为最高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就会丧失其承担的社会责任，漠视股东、公众、社会等相关者的利益。那些公司高管人员，为了自身的贪婪，不惜去伪造假业绩、欺骗股东、逃避监管。2001年底倒闭的安然公司犹在眼前，公司高管为维持安然股价持续上升，做假帐、虚报收入、隐瞒债务，以此来制造公司优良业绩的假象。当时，针对安然事件，专栏作家乔•斯蒂芬斯发表《安然文化导致毁灭》的在文章，从安然价值观“只能成功”、“只重结果”等出现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有智者已经从企业文化视角洞见了问题发生的根源。可惜“前车之覆”并未成为“后车之鉴”，不过六、七年，更大的悲剧又重演了。
　　（二）商道之本“诚信”仍未能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真正融入公司制度、流程与创新之中。诚信是金融的灵魂。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先哲直到基督教圣经、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将“诚信”作为商业活动的基石，论述了诚信对于社会、个人及企业生存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诚信社会、诚信市场发展的斗争史。但是现实证明，从安然公司到华尔街投资银行、各类金融公司并未真正将“诚信”这一最古老的商业信条贯穿到公司管理制度机制、业务流程、产品创新以及员工职业道德操守之中。当诚信不再成为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操守时，作假、欺诈就一定会成为必然。这些投资银行和金融公司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便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将“有毒”资产进行证券化包装，已30倍以上的杠杆率放大资产，并通过“权威评级机构”提高信用评级，以此掩盖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使国内外投资者如入云雾，稀里糊涂地购买新产品。当美国经济出现“不景气”时，这些巨额金融资产链条则形成了系统性风险，结果使无数投资人都踏进了梦魇般的无底“陷阱”。至于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华尔街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采取“买空卖空”的手段，骗取全球投资者500亿美元的欺诈案例，则更深刻地说明了“诚信”对于企业是一个最基本的永恒的主题。
　　（三）经理层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弱化了公司治理中“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早期的公司，为防止权力腐败，保证公司健康运行，按照法国伟大思想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法治理论，探索构建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管理架构。18世纪后期，现代意义的公司出现以后，这一公司组织结构开始固定化。但是到了二战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全球化的推动，美国公司治理经历了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再到现在的“经理人中心主义”的发展过程。“经理人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适应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市场要求，但是在提高了决策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为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滥权”的机会和可能，从而弱化了“忠诚与勤勉”的道德内在激励与约束的动力。此次金融危机将引会起美国企业管理界对于“经理人中心主义”价值理念及其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三权”均衡的思考，很可能将促使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回归。
　　（四）过度自由的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之间的“失衡”制造并积聚了系统性风险。华尔街所以创造出金融神话，除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完善的信用制度、规范的法治环境以外，自由的金融创新则是其最重要的推动力。现代金融的制度、模式、产品大多出自华尔街，比如投行模式、信用评级、资产证券化、期权期指，以及其他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产品在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服务水平、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扭曲了金融资产的真实状况，制造了金融泡沫，导致了系统性风险。正如经济学家卡明斯基（Kaminsky）和雷恩哈特（Reinhart）对二战后主要金融危机的研究之后指出的那样，绝大多数金融危机之前都发生过金融自由的过程，不受监管或缺乏监管的新型金融机构在融资体系发挥作用的同时，却使金融系统抵制风险的能力变得更加脆弱。试想，本来属于“次级信用”的客户是难以贷款买房的。但是现在创新出了“资产证券化”，可以通过中介把“优质资产与劣质资产”一起打包转卖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这样就把银行和贷款公司的风险给转嫁出去，风险的约束机制完全改变了。因此，银行和贷款公司由讲究贷款质量变成追求贷款数量。于是以10%以下首付甚至零首付给那些“次级信用”者大量贷款。又由于评级公司提高了对这些高风险资产的评级，致使大量投资者出于对评级公司的信任，在并不解这类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之下，大量购买了“有毒”资产。资产证券化如果使用得当和管理到位，本应是一种利大于弊的衍生产品。由于这一金融产品链条复杂，加之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激励，便忘掉了风险与收益平衡匹配的原则，放松了风险的防范与控制，致使理念、制度、流程、工具等均处于缺失、滞后状态，发生危机已不可避免。
（五）对于“契约”和“工具”的过度崇拜放松了对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操守的监督与评估。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崇尚独立自由、民主法治，追求科学工具的创新和应用。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对于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良好“声誉”的大型金融企业给予充分的信任，因而对于它们创新的金融工具的风险性估计不足，对于资产评级机构的评级的真实性不加怀疑。同时，近年来，由于大型金融机构基于自身实力和良好的历史信用记录，向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作出严格遵守市场规则和监管制度的承诺，而金融监管部门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内部审计、风险控制和业务信息披露也给予充分的信任。正是由于过分相信这种“契约”承诺，一方面，使金融监管部门放松了调整和制定与金融创新相匹配的监管制度政策和流程工具，另一方面，使金融监管部门放松了对金融新业务、新产品的严格审查、跟踪评估与实时监控。
　　三、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与启示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基本没有给我国金融企业带来严重的“硬伤”。可以说，我国金融运行是稳健的、安全的。但是这并非说明我国金融制度、体系、模式、产品、运营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我国金融制度体系及管理、配置、创新、效率与美国金融的成熟发展还不在一个水平上。即便如此，美国金融危机仍然能给我国企业发展提供许多的教训和启示。
　　（一）商道之本“诚信”要永远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律条贯穿经营管理的全过程。“诚信”是中外所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它是中西方文化共同拥有的精华之一，也是共同崇尚和遵守的“商道”。目前，我国社会信用制度还不健全，法治环境还未形成，信用管理基础还很薄弱，商业欺诈、行业垄断、无序竞争，以及假冒伪劣充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倡导、培植、恪守、维护“诚信”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除了企业自身树立和践行诚信的核心价值观之外，还应加紧建立和完善诚信的法律制度规范、职能部门监管、社会舆论监督及严厉惩罚的制度机制，内外并举，激励、监督与惩罚相结合，营造恪守诚信的法制、监管、舆论环境，推动诚信社会建设。
　　（二）培育企业正确的价值观，在“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牢固树立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理念。企业生存的土壤是社会、民族和国家，离开这些根本价值，单纯地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过去、现在的事实来看有失片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作用。企业的价值是多元的，利益相关者也是多元的，有股东、员工、公众、客户、供应商、同业、监管者，更高层次上是国家与民族。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效率的同时，更要讲社会责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单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是相抵触的。考察企业发展史，可以看出，凡是能够基业长青的企业，无不是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者。唯利是图不是全球化、国家民族利益突显时代的先进价值观。企业应该将社会责任作为追求价值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依法经营、合规操作的前提下，追求合理的利润，追求多元价值的实现。
　　（三）完善和强化公司“三权分立”的治理结构，有效防止产生企业管理人员滥权和腐败的可能。我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企业管理理念、制度机制、经营模式、产品创新，以及企业家整体素质能力等，跟已有230多年历史的西方企业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具有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且这一公司管理机制既能相互制约，又能相互协调保证效率，则成为现代企业优劣的显著标志。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由于目前还存在体制、制度性障碍，致使难以形成真正的科学完善的“三权分立”的公司治理结构。在此情况下，应努力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职工代表会、外部监管部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机制，有效防止产生企业管理人员滥权与腐败的机会和可能。这样既能很好地保护企业管理人员，又能更好地保证企业健康发展。
　　（四）牢固坚持“法律制度约束”与“道德操守自律”有机统一的理念，并将其贯穿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即使是法治国家，对于企业的道德操守的教化也不能有丝毫的放松，这已经被大量事实所证明。那种“制度万能论”跟“道德万能论”一样，是极其片面的。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道德文化传统的国家，具有浓厚的情感文化，与法治文化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目前，我国还不是完全的法治社会，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刚性还没有完全普遍地建立起来。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企业对员工强化道德操守的教化与约束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当然，单纯强化职业道德操守，放松法律制度的强制性约束将离现代企业管理更远。因此，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法律制度约束与道德操守自律并举，这是中外企业管理唯一的正确选择。舍此，都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不断重复已有的历史教训。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公共关系与企业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