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英美经济学界的“两个剑桥”之争也许是现代经济思想史中最富戏剧性、最精彩、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幕。战后刚刚取得正统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此时出现重大分野。在英格兰的剑桥，琼·罗宾逊夫人等学者试图将凯恩斯理论拓展到长期经济增长领域中，使之具有普遍性；隔着大西洋，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又译“坎布里奇”），萨缪尔森则主张包容前人一切古典经济学思想成果，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双方阵营旗鼓相当，英格兰这边有罗宾逊夫人、斯拉伐、米德（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尔多；在美国一边，则有萨缪尔森、托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利安尼（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人想必是非常幸运的：不论自己的学术和政治观点如何，己方和“敌方”的阵营里多是不世出的大师。在大师们激烈的、时常不乏火药味的论战与交锋中，学术得以精进，真理也离我们更近了。
　　到了1960年，这一场世纪大战依然硝烟未尽。此时，一位出身英格兰剑桥的青年学子，远渡重洋，来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赴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今天，他这样回顾自己当年的抉择：
　　“英格兰的剑桥在经济学思想和学术传统上比较偏左翼，倾向于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颇多关注，罗宾逊夫人、卡尔多教授等大家在学术和政治上可以说都很‘左’。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则不同，尽管在学术上也是传承自凯恩斯，但比英格兰的剑桥更为倾心于自由市场经济，而不那么热衷于政府干预。”
　　查尔斯·古德哈特博士，就是当年那位年轻的英伦学子。作为学者，古德哈特博士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与同样出身剑桥和哈佛的梅尔文·金教授一道，共同创办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金融市场集团研究中心。古德哈特是世界公认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外汇市场和货币政策史方面的权威，在这些领域著作等身。作为一位资深的中央银行家，古德哈特博士曾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首席顾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金融稳定事务顾问；曾帮助香港建立联系汇率制，成功应对1983年的金融危机，并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

　　漫漫求学路

　　古德哈特1936年出生于牛津一个犹太裔家庭，他的父亲是剑桥Corpus Christi学院的一名法理学教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纳粹主义的公开反对者，他的父亲上了纳粹的黑名单。在古德哈特两岁的时候，他和两个哥哥被送到了美国，由纽约的亲戚照看，直到战争结束后他们才回到英国。
　　从著名的伊顿公学毕业，在服过两年兵役后，古德哈特于1957年10月进入剑桥大学读书，专业是经济学。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当时他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相反，这是他父亲的安排。
　　古德哈特的家庭背景非常显赫，是纽约著名的Lehman家族。家族中除了众多的银行家外，还培养出一名非常著名的州长及纽约联邦参议员和首席大法官。“父亲让我学习金融，也许将来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也许在纽约工作，追寻许多我们纽约大家庭成员的足迹。”
在剑桥大学的第一年里，古德哈特只是认真学习，却并不十分努力，他只希望得到一个中等偏上的成绩。“令我吃惊、也非常高兴的是，我得了第一名。这一情况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以前从未在任何事情中得到过第一。现在我发现了我可以做的事情。另外，经济学既有趣，也很有挑战性，因为经济学本身似乎非常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点不太好）。除了正规的模型，过去或现在都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决定关键经济变量的水平或增长率。在我以前所接受到所有教育中，都只有一个正确的发音、一个正确的日期、一个正确证明，而且主要学习内容通常都是学习如何熟悉这些。如果你发现一门学科，连老师都承认有几个可能的答案，而且这几个现有答案可能都不正确的话，这确实可以极大地激发想象力。我因此相信，我也许可以作出一些贡献，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增加社会的价值。”
　　1960年古德哈特以非常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本科学业。其后，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前往美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我去了美国，接受职业学术研究人员所必需的研究生训练。当时，英国没有这类训练。一般认为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本科生可以直接参与研究。但是，经济学本科的课程只包括一些水平相对较低且非必修的数学和计量经济学课程，这就意味着刚进入英国学术研究领域的人只具备之前在其他课程上学到的技术性能力，而这些我都不具备。”
　　古德哈特选择了哈佛，因为他想研究的主题是贸易周期。“我尤其想和James Duesenberry一起工作，他在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对消费函数的研究，很是令人兴奋。”
　　勤奋加之悟性，古德哈特在哈佛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以1年的时间完成了硕士学业。紧接着，在当年的秋天，他开始了博士学业的研究工作，让人惊奇的是，他也仅用了1年时间，便完成博士学业。“我计划尝试研究为什么美国经济在1907年的崩溃之后如此迅速地反弹，而在1929年又陷入了困境。为了研究的正确性，我需要国民收入的高频数据……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我的博士论文1962年6月之前完成了。”
　　取得博士学位后，古德哈特又面临新的抉择：是继续留在美国剑桥还是回英国剑桥。由于此时古德哈特结婚不久，考虑到家庭的因素，在思索权衡之后，他选择携妻回到英国。
　　1962年，古德哈特回到了英国剑桥，拿到了三一学院（Trinity）的成绩优良奖学金，在系里担任助教。在成功地解读了美国1900～1914年的货币史之后，他将研究的重点转向英国。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把大部分时间主要花在历史研究上了，收集、检查和整理了月度银行业和宏观经济数据，“随着这些数据在《1891～1914年的银行业务》一文中发表（1972年），没有人需要再重复这项工作了。”
　　其后，在系里的安排下，古德哈特开始担任行政性事务。“当我认识到我牺牲了两年宝贵的学术研究时间用于系里的行政管理工作时，我在外边找到了第一份好工作。”1966年，古德哈特离开剑桥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执教。
　　“同剑桥相比，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历史要短得多，规模也小得多，而且地处伦敦市中心，空间局促，不像剑桥那么引人入胜，而且它的经济系总体来说也不如剑桥那么群星荟萃。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科侧重比学校的名望更重要。当时，在剑桥经济学系，绝大多数对货币经济学有兴趣的学者都更关注发展理论。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看重货币银行学，因此对我来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由于在货币理论方面取得突出成就，1968年古德哈特进入英格兰银行工作。

　　中央银行家

　　古德哈特博士1968年加入英格兰银行，1980年升任首席顾问。1997年，布莱尔政府决定赋予英格兰银行制定利率的责任，为此，英格兰银行设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英格兰银行行长和副行长、英格兰银行董事会中的两位董事，及财政大臣指定的四位独立委员。古德哈特博士是委员会首任四位独立委员之一，任期至2000年。2002年至2004年，古德哈特博士又出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金融稳定事务顾问。
　　作为中央银行家的古德哈特博士以提出“48小时法则”和“古德哈特法则”而闻名。“48小时法则”称，在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金融环境中，一国政府最多只有48小时对金融危机作出反应。那么何为“古德哈特法则”？
　　“这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个本来并不太重要的观点。当时在货币政策领域出现了很多货币政策目标，如基础货币、广义货币、狭义货币等等。我观察到，当我们采用某一种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时，原来存在的这种货币总量同名义收入及其他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往往就不复存在了，因而我们无论选择何种政策目标，一旦选定，这种目标原本代表的标准计量经济学相关关系，就不再有效。”
　　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多。首要的一个原因是，任何时候，当政府选定一个政策目标时，公众就会对此作出反应。公众的反应不尽相同，导致他们的行为倾向也出现差异。根据“卢卡斯批判”，任何时候，当政府决定改变其政策目标之时，政府的行为会影响到大众的行为，大众的行为会相应地改变，原有的行为关系也因而改变。我们不能使用过去的估算和过去的模型来组织社会。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效应。
　　这种现象不仅只发生在货币政策领域，也同样发生在其他公共政策领域。例如，如果政府选择了某个数量目标来衡量医疗部门的表现，比如要求医院不得将任何手术推迟一年以上，结果我们往往会发现，医院的确将所有的手术都安排在一年内进行，而当某个手术无法在一年内实施的时候，医院就会重新安排手术日程，于是从表面上看，所有的手术的确都在一年内完成了。但实际上原来的统计关系已经变了，这个目标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地衡量医院是否做得够好。
　　那么从长期来说，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目标也会失效？古德哈特认为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在实践中，政府设定政策目标的做法往往具备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政府自身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一个风险在于，政府可能会改变统计数字来“达到”政策目标。如增加那些价格相对稳定、上涨不那么快的元素的权重，来“达到”通货膨胀目标。为此，政府在制定通货膨胀目标之类的政策目标时，应确保这种目标所代表的统计机制一定要独立于任何压力。
　　对于一个出色的中央银行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古德哈特说，一个出色的中央银行家，首先，应该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政策方面的专家。他必须理解经济预测的程序，但一定不能被预测压倒。他必须明白，经济预测有它的局限性，有可能失灵。他必须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对宏观经济的理解其实是有限的，意识到我们其实所知甚少，意识到我们可能会犯错误，并要有能力根据局势的发展来调整政策，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做到完全正确。因此，中央银行家应该有谦卑之心，切忌盲目自信。
　　其次，一个中央银行家需要良好的判断力，并理解经济与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压力，这样他才会理解中央银行的政策可能会给经济形势带来的影响。
　　最后，一个中央银行家必须择善固执，因为有些政策在最初的时候可能会给国民经济中某些部门造成不良影响，有时可能会使一些部门痛苦不堪，但无论如何，如果这种政策从长期来看是正确的，就应该坚持下去。
　　总之，一个出色的中央银行家必须集良好的判断力、谦卑之心与择善固执于一身，承认自己所知不多，但当对某种政策确实有信心的时候，则要以坚定的意志顶住压力，将政策大力推行下去。

　　中国因缘

　　“在香港实行浮动汇率制第九个年头的最后几个月里，港人对香港政治前途的担忧进一步加剧，港币持续贬值。当时香港没有任何货币管理机制，因而完全无法控制价格或货币基础，因此，港币下跌俨然已成了自由落体运动。在超市，人们排着长队，货架上的大米和手纸亦被一扫而空。在几家银行里，另一种长队开始出现了，人们纷纷从银行提款。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了，进一步威胁到银行的稳定……那是香港历史上最严重的货币和银行危机。”20年后，2003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这样回忆。
　　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香港经济迅猛发展，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加之极低的利率，导致市场对信贷的大量需求。自1978年开始，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银行以极低的利率大量贷款给房地产部门。到1981年，房地产部门的贷款占到整个香港银行业贷款总额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投机活动推动住宅价格不断上涨，远远超过普通公众的承受能力。1979～1982年，信贷的过度扩张导致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当时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为遏制本国的通货膨胀，大幅提高利率，导致经济衰退，香港受到冲击，利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很多房地产公司出现问题。危机迫在眉睫。
　　古德哈特博士作为英格兰银行的专家，此时来到香港，帮助应对危机。当时的应对方案是放弃港币自由浮动，将港币对美元汇率固定在1美元兑7.8港币。
　　回忆这段经历，古德哈特说：“我不能贪天之功，将港币同美元挂钩这一构想的提出据为己有。其实，当我和我的同事抵达香港的时候，这一构想已经是摆在桌面上的若干建议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并不为人特别看好。但我们认为这一建议非常明智，因此力主采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创建这一制度的过程的参与者之一。我们引入这一制度，作出必要的安排，并一直监控完成过渡期。应该说，当年在香港发生的事是一次典型的地区性金融危机，我们快速作出反应，并快速解决了问题，从中获取的经验对应对后来的金融危机颇多裨益。
　　我亦被香港经济与香港人民所深深吸引，因而当后来香港金融监管局邀请我出任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成员时，我欣然接受——在香港的货　　币局制度下，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多少有些类似中央银行的理事会。我在委员会一直工作到1997年才离职，倒不是因为香港主权的移交——其实，香港政府还是对我发出挽留，我本人也非常乐于留下。但其时我已逾耳顺之年，而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工作要求我每年到香港参加四次半正式会议，对于一个垂老之人而言，实在有悖养生之道。所以我只得割爱。”

　　回归学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美两国涌现出一批“新”大学，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麻省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这些新大学不认同当时两国的名校——即英国的“牛桥”（牛津和剑桥的合称）和美国的“常青藤联盟”（美国东海岸八所历史悠久的名牌私立大学的统称，包括布朗、哥伦比亚、康奈尔、达特茅斯、哈佛、宾夕法尼亚、普林斯顿及耶鲁）——所奉行的那种贵族化、以培育社会精英为己任的盎格鲁—萨克森“绅士教育”模式，而更认同以德、奥两国高校为代表的、专注于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探索的“中欧模式”。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就是这些“新”大学之一。
　　1895年，“费边社会主义者”、英国工党领袖希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以及大文豪萧伯纳一道创建了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所谓“费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以渐进的改良、而非暴力革命来改造社会，以达到平等与社会公正，并鼓励知识分子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思想在英国中上层中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颇为盛行，直到现在对英国工党以及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与政策理念仍有深远影响。也是因为建校时的这种思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价值取向和学术观点上，始终保持一种“中左翼”的立场。但这样一所“中左翼”学院，同时又曾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镇。
　　1985年古德哈特重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87年，他同梅尔文·金教授一道，创办了金融市场集团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目前是欧洲金融市场研究的重要学术中心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涵盖资产定价与投资组合管理、风险管理与固定收益市场、养老金研究、公司金融与公司治理、管制与金融稳定、金融机构与市场等，古德哈特博士长期担任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稳定、金融机构与市场等。
　　“决定回归到学术工作不是一件难事，但真要做到却不容易。尽管在英格兰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仍继续进行研究并发表文章，但我已日益陷入作为一名资深官员的事务之中。”“人们一般认为学术生活比在公共部门和金融城工作要舒适，总是有很多假期。而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只要你想在学术领域留下一些印记，学术生活并不是那么轻松。”
　　回归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古德哈特，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首先，我就当前的货币政策问题写了大量论文，既包括国际问题，如欧洲汇率机制和欧洲货币单位，也包括国内问题，例如和中央银行角色、职能有关的问题以及金融监管。”这些论文中的多数被收入了《中央银行和金融体系》一书。
　　而另一主要研究领域是外汇市场，“事实上，我所写的讨论报告中的大部分在这一领域。”外汇价格的变动由什么因素决定似乎是一个谜，很难用非预期到的（公共）信息的出现来完全解释。“我觉得这个谜是一个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课题，解决这一问题也许需要细致和耐心的努力，只有学术界人士才可能做得到。”
　　对于在中央银行家和学者这两种职业间如何取舍？古德哈特说，过去，中央银行是个庞大的银行组织，而今天的中央银行则更侧重于宏观经济预测和分析，因此，在今天的中央银行，以学术立身的经济学家们大可得其所哉。“在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我曾做过十七年的全职中央银行官员，又做过兼职的金融稳定事务顾问，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学界。作为一个官员，我可以从内部参与央行的工作，而作为一个学者，我可以从一个超然的角度在外界观察、评价中央银行，这种事业组合让我获益匪浅。”（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