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公益事业

　　徽州是徽商的桑梓之地、父母之邦，是其“根”之所在。徽商对家乡总是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经商致富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为家乡尽力。“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布人间。”徽商不仅在家乡的公益事业中留下了美好的“名声”，而且随着他们经商足迹所至，还把“膏泽”洒遍经商社区。他们经商一方，造福一片，不仅提高了知名度，而且使其美誉传遍遐迩。
　　其一是广置族产。“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这些聚族而居的大姓，皆有千年不紊之谱系，有宏伟壮丽之祠堂，有完备翔实的宗规家法，有严格规定的尊卑秩序，还有族田族产作为宗族公共事务和赡贫济穷之资。族产包括族田、山场、塘陂、房屋、水碓磨房等，其中以族田和山场为大宗。许多强宗大族的族产颇为丰裕，如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拾遗》记载说：“吾族祀产最多，自宗祠、支祠，下逮近代各家，无不毕有。”绩溪《金紫胡氏祠产册序》也说：“金紫家庙，产业颇丰。”由于族产不准析分和典卖，只进不出，徽州的族产愈积愈多，到清末，“徽州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山林都成了族产，其中尤以山林占的比重更大”。族产的收入主要用于祭祀祖先、修葺祠堂、增修族谱、赡济贫族、修桥补路和兴办教育等。徽州宗族的族产大多数是由富商和仕宦捐输的，即族谱中所说的由“贾有余财，或仕有余资，量力多寡输入”。其中尤以商贾捐输为多。如明代歙县商人佘文义，“置义田以养族之不给者，义屋以居之无庐者，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所费不啻万缗”；清代歙县商人吴骏，置族田数千亩，“以济族之贫乏者”；清代婺源商人余鼎，独捐资置族产，“总费数千余金”；清代婺源商人程世杰，置族田、建义塾，“二举经费不下万余金”。这样的事例在徽州的方志、族谱和徽人文集中可谓是俯拾而得。
　　其二是赈灾济困。无论是徽州本土，还是经商所在的侨寓之地发生灾情，徽商都不吝资财，慷慨捐输，赈灾济困。如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歙县梅雨灾害，“米价腾贵”，商人陈启元“出谷平粜，全活甚众”；歙县“岁荒”，商人冯正琦“买米分赈，邻里免于流亡”。据民国《歙县志》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歙县旱饥，阖邑绅商纷纷“出谷平粜，以纾一时之困”；“为积储经久之计”，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藉商人，又积极响应号召，“输银六万两上之于府”，太守何达善“以三万两发典生息，以三万两买谷建仓储之，视谷之贵贱而以时出入焉”。
　　经营两淮的徽藉盐商，对其侨寓地扬州及全国性的灾荒救济也是不遗余力。据统计，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间，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共捐银386万余两、钱4.6万串、谷近23万担，用于赈济扬郡各属、周边地区及全国一些省份的水旱灾荒。如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汪应庚“家素丰，好施与”。清雍正九年（1731年）淮南海啸成灾，汪应庚煮粥施于淮南伍佑、卞仓两盐场，救济灾民，前后共约三个月。此后，扬州连续三年水患，汪应庚都出钱出谷赈济百姓。清乾隆三年（1738年），扬州府旱灾，两淮盐商共捐输银12.7166万两赈济，而其中汪应庚一人即独捐银4.731万两，并设立粥厂八个，前后救济灾民达四个月之久。乾隆七年（1742年），扬州府闹水灾，汪应庚又捐银六万两救济灾民。再如寓居扬州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鲍志道、鲍漱芳父子也是义行卓卓、名闻于扬州城的。民国《歙县志》载：清嘉庆十年（1806年），洪泽湖水涨堤决，车逻、五里诸坝灾民嗷嗷待食，鲍漱芳集议扬州盐商公捐米六万石助赈；同年，淮河、黄河大水，漫溢邵伯镇之荷花塘，鲍漱芳又倡议设粥厂赈济灾民，并力请公捐麦四万石赈济两个月，“所存活者不下数十万人”；为加固堤坝、改修河道，鲍漱芳又“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芒稻河疏浚，鲍漱芳又独“捐银六万两以济工用”，同时又捐银五千两助浚沙河闸。鲍漱芳的义行真可谓“不可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