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金融危机的变迁史可以看到，做“事后诸葛亮”很容易，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防患于未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监管部门来说，更是如此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都在对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探讨和反思。此次金融危机带给您最深刻的启示有哪些？
　　金立群：金融危机确实给大家上了内容丰富的一课。西方发达国家一向以严于监管为自豪，批评发展中国家法治缺失，公司治理不到位。然而，面对这次金融危机，那些老牌的金融家们似乎只有惨白的脸色以及痛心疾首的惋叹，而我们，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这次危机，但是，不应该忽视这次危机的教训，更多的应是面对劫后余生的冷静思考，相信这将对今后金融理论的发展和金融实践的创新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认为第一点是，这样低级的错误应当是可以避免的。美国的次级贷款政策本身就是一个祸根，房产按揭可以零首付，对于个人来讲，寄希望于通过房产增值来偿还房贷,这样做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先买个小房子，在资产升值之后，将小房子卖掉，再买个大房子，利用房产的增值来偿付所欠的房贷，是合乎逻辑的行为。 但是，如果人人都这么做，实质上就陷入了经济学上所讲的合成谬误。这必然会形成房地产泡沫，一旦市场信心下降，就可能形成巨大的违约浪潮，对整个经济造成冲击。
　　第二点是，如何处理道德风险的问题。道德风险是金融行业里的顽症，是必须认真对待的。然而，在突发事件的情况下，有一个道德风险和现实风险孰重孰轻的抉择问题。在金融部门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显然不能因为要教训某些肇事者，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而任凭危机四处扩散，不加遏制。这就好像如果有人玩忽职守，酿成大火，我们是先救火呢，还是等大火把一切化为灰烬，让人们看到火灾的危害，再来惩罚责任人？这次，美联储通过JP摩根向贝尔斯登提供非常规的救助，目的是防止系统性风险， 但是， 对随后发生的雷曼兄弟又决定不予拯救， 据说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 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 但是，没想到金融风险成为金融灾难， 颓势一发不可收拾， 可谓始料未及。 接下来，只能对系统性风险更大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和“两房”提供援助。 回过头来看，不仅没有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反而引发了一场世所罕见的金融巨灾。
　　当然，事后说三道四都是容易的。按理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但在当时火急火燎的情况下，要能正确作出判断实不容易。是救华尔街还是救美国经济？在当时看，明摆着是救华尔街；事后看，是救美国经济。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维持金融稳定与降低道德风险是两难选择， 应当在事前有预案， 不能临阵仓促决策。道德危机的问题其实要复杂得多，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从最简单的道理出发，作为一个金融机构的领导者，如果不审慎经营致使公司破产的话，其责任和后果是明摆着的。即使这家公司最后获救，躲过一劫，高管也难辞其咎，只能是黯然退出，甚至受到刑事追究。我认为还是要从根本上、从制度上加强治理，解决监管的缺失和执行的乏力。花旗董事长普林斯（Chuck Prince）有一句话被广泛引用：“只要音乐还在播放，我们就得继续跳舞。” 我曾问过不少西方的金融家：“面对某种疯狂抢占市场、追求账面利润的局面，你准确判断出在几年之后会引发金融危机，因此采取非常谨慎的经营方式，宁可利润大大低于同行，也不去冒险逐利。 你会这样做吗？” 我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还没等到证明你正确的那一天，你就会因为业绩不佳而被董事会罢免!”这是多么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
　　第三点是，对于“大而不倒”的问题，也应有正确认识。要解决此问题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小银行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其实相对于大型银行，小银行的风险更大，在美国就经常有很多小银行倒闭或者被兼并收购。因此，针对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我们并不能简单地采取将大银行变为小银行的做法。
　　第四点是，对于金融创新的问题我们要辩证看待。像资产证券化、CDO、CDS这样的金融产品，不能因为其在次贷危机中出现的消极作用而完全加以否定。CDS等衍生产品还是要发展的，只不过一定要抑制过度的投机行为，因为任何事情发展过了头都会出问题。回顾金融危机的变迁史可以看到，做“事后诸葛亮”很容易，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防患于未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监管部门来说，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看问题的时候必须冷静、理性，尤其是反思金融危机时的一些政策和现象的过程时更应如此，因为一个理智的政策要看长期的效果。
　　记者：对金融机构放松管制的思想在西方风靡了近30年，然而这次金融危机彻底冲垮了西方理想的蓝图。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金立群：放松管制的思想可追溯到里根和撒切尔时代。这和当时的政治气候也不无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原有的苏东式计划经济体系的失败似乎反衬了市场经济的优势。从里根总统提出“里根经济学”，提倡放松管制、强调自由化和市场化，到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这段时间里西方国家的金融系统利用相对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发达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
　　事物都有两面性。在放松管制思想的支配下，部分发达国家过分相信市场，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寄希望于“市场纪律”与“机构自律”发挥作用，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事实上，无论是几年前的安然事件、世通事件还是本轮金融危机，都揭示了这种思想体系的问题，说明过于依赖市场的作用和市场自律能力、自救能力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事实证明，各国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
　　后金融危机时代，加强监管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个趋势。最近，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已通过，必将对美国的金融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在美国经营或者与美国业务有关的外国机构 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欧盟等也在采取各项措施，限制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行为。 这是非常积极的动态，能够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美国的监管改革，也是充满了华尔街与政府的博弈，是多方妥协的结果。有人担心可能会矫枉过正。纵观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史，可以看出在自由与管制之间，一直存在着互相斗争和妥协的平衡，不断校正偏差。究竟是否矫枉过正，目前似乎不必过早断言，毕竟要让事实来说话。如果出现新的问题，经济增长受到一定的影响，过了一段时期以后，监管调控的钟摆可能又会摆回来。 我们所关心的是，发达国家不能以此作为借口，实施金融保护主义，阻碍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合法投资， 伤害我们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