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首先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的采访。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中，一些发达国家将“国际收支失衡”作为引发危机的成因。于是随着目前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危机后的恢复发展阶段，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就成为炙手可热的世界性议题。“国际收支失衡”和“国际收支再平衡”这两个概念，能否请您帮助大家解释一下。

　　王国刚：好的。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是判定“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理论根据。如果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成立，介入国际贸易中的各国和地区均应实现本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平衡，则全球经济处于平衡状态；反之，则打破了国际贸易平衡，全球经济处于失衡状态。根据国际贸易平衡理论的要求，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状态是不合“规律”的，应予以纠正，因此，有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要求。

　　记者：按照您所描述的，国际贸易平衡理论就成为判定全球经济是否失衡和是否需要再平衡的出发点。那么您对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是如何看的？

　　王国刚：从理论角度看，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有着一系列假设条件，但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决定了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是虚构的,不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的实际状况。

　　第一，舍去了交易所需的国际货币因素。如果加入国际货币因素，则国际贸易不平衡就必然发生。假定T0期的国际贸易额为100，T1期的国际贸易额将比T0期增长10%，在国际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各国和地区之间的交易，要实现T1期的国际贸易额，就必须增加10%的国际货币。那么，这增加了10%的国际货币由谁提供和如何提供？假定A国的货币为国际货币，即增加10%的国际货币由A国提供，那么，在仅就国际贸易领域讨论问题来说，A国只有一个路径，即通过从国际市场买入货物和服务，由此，它只能处于对外贸易的逆差状态。既然A国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对应的必然有国家或地区处于顺差状态。由此，国际贸易在各国或地区之间的平衡是不可能的。

　　第二，违背市场机制本质要求。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理论一脉相承，国际贸易平衡理论也表示为供求关系的恒等式，但这种供求关系恒等式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恒等式，这不是人类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模式（或理想模式）。因此，国际贸易平衡理论建立在这种恒等式基础上，其本身就是不符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

　　第三，舍去了各国和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在各国和地区中，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等）的自然资源禀赋比较匮乏，因此，选择了“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对这些国家或地区来说，如果实行对外贸易平衡，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发展将遇到严重的困难。假定一国在T0期的进出口数额均为5000亿美元，且无任何外汇储备、引进外资和海外借贷，由此，T1期在国际贸易条件最理想的情形下（如该国从国际市场中采购的资源价格不变、结构不变、性能不变且运输条件不变），这一国家的增长率将为零。这意味着，一旦国际市场的贸易条件有所恶化，该国经济就将出现负增长走势。这些国家或地区要维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外贸易顺差（在若干年顺差的条件下，短暂的外贸平衡或逆差也是可承受的）。既然它们需要通过对外贸易顺差来维护经济发展，对应的就一定有一些国家处于外贸逆差走势之中，结果是国际贸易不可能平衡。

　　第四，舍去了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差异。国际贸易平衡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维护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地位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证明，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始起步的时候，为了缓解国内的短缺经济状况、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多选择了引进海外先进设备、技术、管理和经验的进口路径，在这一时期，它们的对外贸易大多呈现逆差走势。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进口替代的程度提高、国内供求短缺状况的改善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它们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数额逐步增加，出口导向战略取得成效，由此，外贸逆差转变为外贸顺差。

　　第五，舍去了各国和地区对外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等发达国家就大量向海外投资，将本国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方面扩展海外商品销售市场，另一方面，利用海外低价资源（包括廉价劳动力等）生产产品，销往本国，由此，加重了全球经济失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60多年间，这种情形更加严重。

　　记者：从您刚才的表述中，“国际贸易平衡”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国际贸易领域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王国刚：19世纪以来，国际贸易领域中就没有一年发生过各国和地区的对外贸易均为平衡的现象，不仅如此，随着国际贸易额的增长和国际贸易量的扩大，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差额有着扩大的走势。

　　从图1中可见，1990～2007的18年间，美国、欧元区和中东欧等经常账户逆差从不到2000亿美元扩大到近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日本、中国、亚洲其他经济体、拉美和其他工业化经济体等经常账户顺差也从不足2000亿美元增加到近1万亿美元。经常账户差额明显扩大。

　　引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不平衡差额快速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常常以军事产品的禁售为由，对发展中国家需要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需求实行出口抑制政策，同时，发达国家能够出口的中低技术产品和消费品在有能力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又大致处于饱和状态。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背景下，提出乃至希冀全球经济平衡是不符合全球经济发展走势的。

　　记者：为什么近30年间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会出现持续不平衡并不断扩大的情况？

　　王国刚：我们先来看美国。美国的贸易不平衡是由生产能力外移引致的。从图2中可见，美国国际收支中的“货物收支”和“经常账户”在1971年之前处于持续顺差走势，与此同时，美联储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数额却呈持续减少走势。这种反差情形发生的主要成因是美国私人对外投资数额大幅增加。从图3中可见，美国私人资本的每年对外投资数额从1960年的51.44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129.4亿美元（“对外投资”在国际收支表中属资金外流，所以，以“-”表示）。对外投资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美国的一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美国产品的生产基地，即为了满足美国需要而生产，这实际上是美国生产能力在地理版图上的扩大。但在国别地理版图计算进出口中，这些为美国而生产的产品变为生产国的“出口”和美国的“进口”，由此，在美国的计算中，出现了出口减少、进口增加的走势，表现为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

　　再来看日本。与美国相反，日本作为资源禀赋匮乏的国家，有着加大贸易顺差的取向。日本的对外贸易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在1965年之前，由于大量进口设备、技术、资源等产品，日本经济均处于贸易逆差格局中。这一时期，日本主要靠引进外资和海外借贷来弥补国际收支的差额。二是在1965至1980年间，有7年处于贸易逆差、9年处于贸易顺差，16年的总结果是贸易逆差59亿美元左右。三是从1981年开始，在国内需求基本满足、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且国际竞争力提高的背景下，日本就迈入了国际贸易的顺差国行列。到2009年的19年间，日本就没有发生过贸易逆差，同时，贸易顺差数额也明显增大，一些年份突破了千亿美元大关。日本6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典型的展示了一国从经济起步到经济发展再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过程中的对外贸易走势变化。

　　记者：既然国际经济从来都是不平衡的，也不可能平衡，一些发达国家为何将“国际经济再平衡”奉为拯救危机的圭臬？

　　王国刚：发达国家提出国际经济再平衡是试图将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祸水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同时，为他们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寻找理论根据。对发达国家而言，要实现他们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间的平衡，所提出的种种政策，在意图上无非是两个方面内容：一是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二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扩大进口。

　　记者：贸易保护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在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同时，也会损害发达国家自身的经济。请您分析一下，在目前情况下，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会有哪些不利的后果？

　　王国刚：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形式上似乎能够缓解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内就业、生产和贸易等方面的压力，有利于它们走出危机的困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从限制发展中国家出口来看，舍去自然资源的禀赋差别不说，发展中国家能够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主要是低中端产品，这些产品在发达国家国内因生产成本较高、缺乏生产可能性而基本不生产。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限制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口，对发达国家而言，有三种可能的后果：其一，如果限制进口直接针对的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鉴于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依然需要这些产品，结果是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没有减少，只是贸易逆差对应的国家和地区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对发达国家并无多少益处。另一方面，由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结构调整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所需的低中端产品将出现供不应求的走势，这将引致消费价格水平（CPI）上行，对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和居民消费来说，恐怕就只有负面影响了。其二，如果在限制进口的政策下，这些消费品供不应求引致价格上行达到了生产可能性，发达国家厂商自己生产这些产品，那么，必然使得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承受更高的消费支出负担，其结果对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和消费者都是不利的。其三，在发达国家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将对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实行某些限制，由此，且不说引发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战，至少对发达国家的产品出口增长没有多少好处。

　　从要求发展中国家扩大进口来看，只有那些外汇储备比较充裕且国内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才有扩大进口的较强能力。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进口的是消费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消费品市场已处于供过于求格局，要扩大进口（假定进口的消费品具有较强的价格、性能等方面竞争力），就必然加重市场的供过于求压力和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其直接结果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一部分企业倒闭、职工下岗、经济发展受到限制，随之，国内市场萎缩，在进一步传递中必然减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如果进口的是投资品，那么，一方面必然加重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能过剩状况，同样将引致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减少；另一方面，随着这些投资品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能力又将进一步提高，加重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显然，对这类发展中国家来说，扩大进口的空间也相当有限。

　　记者：谈到全球经济再平衡，就不能不谈到汇率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成因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汇率严重低估，使发达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应有的竞争力。因此要对操纵汇率的行为进行管控。在您看来，改革汇率机制真的是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灵丹妙药吗？

　　王国刚：我们先来看几个实例。首先，在1971年之后，美国持续发生贸易逆差，这段时间正好是美元持续走低的过程（如图2）。每盎司美元的价格从35美元一直下落到1200多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持续发展，名义GDP从1971年底的11517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底的142003亿美元（增长了11.33倍），实际GDP总额从1971年底的7238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底的99279亿美元（增长了12.72倍）。如果按照汇率理论的说法，在汇价走低的条件下，应当发生出口增加和贸易顺差，但美国的实践对此没有做出验证；另一方面，在贸易逆差严重发生的条件下，国内经济增长应当受到严重影响，以至于可能发生负增长，但美国的实践对此也没有做出验证。由此可见，美国的实践已经打破了汇率理论的“定律”。

　　其次，1985年广场协议之前日元兑美元的比率就升值（1970年为360∶1，1984年已升值到231.01∶1），在15年内日本的对外贸易有5年逆差、10年顺差，但在1985年签订了广场协议以后，尽管日元大幅升值，从1985年的257.68∶1升值到2009年的93.72∶1，但日本的对外贸易却连续15年没有发生过逆差，同时，顺差额也有扩大的走势。显然，日本从1970年以来的30年实践也没有证明汇率机制在国际贸易中的神奇作用。

　　最后，中国在1994年汇率改革之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基本处于贬值走势（从1980年的1.4984∶1降低到1994年的8.62∶1），但在这15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有9年处于逆差状态，并且逆差总额明显大于顺差总额。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快速上升，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却大幅增加，从2004年的320.9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1960.6亿美元。

　　这些实例都得出了一个与汇率理论相悖的实践走势。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如果理论屡屡不能得到实践的验证，该理论的可信程度就将大打折扣，以此理论为根据制定政策的可行性更是值得怀疑。

　　事实上，汇率只是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因素，并非唯一因素，更不是根本性机制。分工协作、比较成本、要素禀赋、差异产品和重叠需求、市场竞争力、资本的国际间转移、技术创新乃至产品创新、相关国家和地区间的产品供求关系等一系列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不是一个汇率机制所能替代的。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市场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发达国家将中低层次的产品生产（从而对应的技术等资源）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由此，引致的国际贸易非平衡格局也不是简单运用汇率机制就能改变的。

　　记者：既然调整美元兑其他货币的汇率无利于美国经济走出危机，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美国才有可能扭转不平衡，从而实现经济复苏呢？

　　王国刚：在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条件下，美国要实现长期对外贸易平衡是不可能的（在长期不平衡的背景下，短期的1～2年平衡还是有可能的）。要维护国际贸易数额的增长，美国就必须通过贸易赤字向国际市场投放美元。这将引致美国国内经济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如果在贸易赤字中，美国进口的大部分产品属资本品，则意味着在随后的时间内，美国国内生产能力将明显提高，由此，随着出口能力扩大，美国的赤字贸易格局发生改变，但这将导致国际贸易活动所需的美元数量出现短缺，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将受到严重抑制。这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将是一场由货币短缺引致的经济灾难。要避免这种情形发生，对美国来说，进口结构就应以消费品为主。假定美国消费者的年收入总额与美国国内生产的消费品总额大致持平，那么，要使通过对外贸易逆差进入美国的消费品能够进入消费者的消费范畴，可选择的措施只能有二：一是减少储蓄，将原先的储蓄资金转化为消费资金，由此，必然大大降低美国的储蓄率；二是负债消费，由此，必然提高美国消费者的负债率。由此，将引致美国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发生。

　　要避免这种通过经常项下的“货物”路径投放美元所引致的种种问题，美国可选择通过资本与金融项下的路径投放美元。主要路径有二。一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扩大私人资本的输出。这可以带动美元流出美国，在一段时间内满足国际贸易发展所需的美元资金增加，但这些资本输出将降低美国的生产能力（和对应的就业数量）、提高资本输入国（或地区）的生产能力，结果将是使美国的进口量进一步扩大，贸易逆差加剧，因此，不是理想的可选之策。二是由美国政府购买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券，将国际贸易发展所需的美元数额投入国际领域。这是一条较好的路径。如果政府债券发行国将所得美元资金用于公共事业方面，在直接关系上，它不至于引致美国的产能转移，也不会提高政府债券发行国的生产能力（从而出口能力）；同时可能有利于美国的出口增加（如果政府债券发行国在公共事业建设中需要大量进口产品和设备的话）。但是，对美国来说，购买哪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债券、分别买多少、期限结构如何、利率水平以及还款的币种等都是一个难题。在对大多数国家的信用程度持怀疑倾向条件下，这种难题更加严重。另一方面，世界上也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债券市场处于欠发展状态，政府债券市场也尚未充分对外开放，这也制约着美国购买他国和地区的政府债券的选择。由此可见，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在根子上是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货币所决定的，也是由美国宁愿充当国际债务人角色也不愿成为国际债权人的政策取向所决定的。

　　记者：您认为国际经济不平衡日益凸显的现状，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以缓解？

　　王国刚：就全球而言，无论是从国际贸易或者是国际收支角度，国际经济平衡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需要再平衡的。每个经济体试图平衡本国经济的做法将会引起新的不平衡。就中国来讲，可以通过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对外投资缓解对单一国家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同时各主要国家放松对中国的非经济限制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记者：我们将视角回到国内，现阶段我国经济也需要均衡发展，合理调节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比例关系。最近大家都在关心货币供应量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持什么样的观点？

　　王国刚：有些人将这一轮物价上涨归罪于货币超发，其实货币超发的概念是不正确的。首先，将货币供应量M2大于GDP称为货币超发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即二者相等就不超发。M2是由社会当中货币的需求量确定的，包括社会中的商品总额对货币的需求和预防、投机对货币的需求，而GDP是一国一定时期内新增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价值的总额，是一个增加额，只是商品总额的一部分。二者是不具有可比性的。举一个实例，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M2小于GDP，但是那个时候我国面临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第二，从M2的结构看，M2扣除M0以后的部分为存款而不是货币，导致M2快速增长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储蓄率很高。从数据上看，M2大于GDP的情况是在1995年之后发生的。1995年之后我国的储蓄率提升很快，而投资率的增长相对较慢，呈现出资金过剩的局面，这些过剩的资金就表现为银行存款的快速增加。这与GDP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三，货币供应量连续数年超过经济增长需要，必将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我国从1995年开始M2与GDP的差距逐步拉大，而我国这十五年间并没有出现物价的普遍明显上涨，即使有些年份物价上涨，也属结构性通货膨胀，而不是总趋势。同时我国也没有出现持续经济过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