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葭管，1921年1月出生，浙江鄞县人，上海市金融学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交通银行咨询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指导教师。洪葭管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金融史研究，共编著出版金融史书籍20余部，被誉为中国金融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此外，洪葭管先生还撰写了大量有关金融史和金融理论方面的文章，在金融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4年，洪葭管先生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记者：非常感谢洪老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作为中国金融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先生是如何与中国金融史学研究结缘的？
        洪葭管：我正式从事中国金融史的研究和史料编写已近60年，工作单位始终是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所属单位。上世纪50年代初，人民银行总行根据国家科委的有关科研规划要求，布置在北京的参事室担负收集、整理货币史料，在上海的合营银行金融研究委员会则担任金融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编纂。我作为金融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具体负责主持这项工作，自此与金融史学研究结缘，也是我新的工作任务的开始。
        研究工作对我是适宜的也是有吸引力的。新中国成立前，我一直在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供职。1941年我在该行上海总处稽核处做办事员。1943年，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迁到抗战后方的重庆新成立总处，我被任命为会计科长，不久又任稽核兼会计科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改任四明商业储蓄银行重庆分行副理，1946年调任南京分行副理。其实当时我很不愿意直接做银行业务，宁愿做内部设计和管理事务。我有爱好读书的习惯，特别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和恩格斯的著作，这成为我适合搞研究工作的条件。恩格斯和鲁迅这两位伟大人物都没有显赫的学历和生世，他们的成功经历一直是我在金融研究领域中奋发自强、刻苦钻研的动力。
        收集和整理金融史料，对我此后长期坚持研究工作自有莫大关系。1960年，我主编并作序的《上海钱庄史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这部长达68万字的著作，内容翔实，史料丰富，影响广泛，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上海金融史的重要参考书。编写《上海钱庄史料》的经历及其获得的成功，使我深信“厚积薄发”的道理，要写好史书必须先收集丰富史料。1960～1965年，我几乎每年都有一篇金融史方面的文章在素以选稿严格、文风严谨的上海《学术月刊》上发表。该刊编辑部还称我为“青年理论工作者”，其实我那时已经40多岁了。“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在的机构被撤消，工作停顿。由于我那时还称不上“学术权威”，个人受到的冲击不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金融史研究工作重新布局。我重拾金融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这令我倍感兴奋。1977年，我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摘旧政权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财政部、四联总处等金融机构的档案资料，历时7个月，其间没有回过一次上海。这次摘录，一共获得500多万字的很有史料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为其后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与著撰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9～1984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期间，曾赶上一次离休“末班车”机会。但我想到已经收集到的中央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史料尚未充分挖掘利用，于是决定放弃离休机会，继续努力工作。1987年1月人民银行总行评我为研究员；同年我开始担任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前后达18年之久。1994年国务院授予我“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我的学术生涯能够持续，还由于199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同志提议聘我为市政府参事，直到2001年81岁时我才回人民银行退休。此后，我虽然退休了，但金融史研究和撰写工作仍在继续。由于我还是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2005年起改任顾问）、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在新世纪里我依然承担着许多研究和编写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