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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怎样走向成熟(2)

2018-02-22 11:35:57

标签:《全球化》2017年11期  分类:


二、对中国银行业国际地位的提高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全球金融市场,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基本上是有惊无险,而且实现了“弯道超车”,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根据英国《银行家》发布的2016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共有119家中资银行入围,其中17家中资银行跻身前100名,前10名中共有4家中资银行,工行、建行、中行和农行分列第1、第2、第4和第5名。随着中国银行业排名的上升,有些人开始盲目乐观和自信起来,认为中国银行业已达到国际先进银行的水平——我们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很危险的。也有人主张利用这个时机去海外并购,快速做大做强,抓住现在难得的“抄底”机会,加快建成真正国际化的大银行。对于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看?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业国际地位快速提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银行业自身的改革、转型也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机构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客观上相对抬升了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地位。当时,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几乎全军覆没,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国际大型银行损失惨重,股价剧烈下跌,市值严重缩水。与此同时,由于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程度有限,加之中央政府为应对危机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得银行业资产规模迅速扩张。一反一正,国际金融版图发生巨变,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一直稳居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前两名。


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地位提升是一件好事,迈向国际化大银行既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满足客户的需求。金融危机之后,大型银行服务的很多国内大型优质企业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业务扩展到全球各地,相应大型银行的服务就需要跟进。应该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银行业实力抬升,的确是大型银行国际化的一个很好时机。但我们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更不能持“抄底”的心态去并购、去买“便宜货”,尤其是银行家,更不能有投机的心态。况且交易价格只是并购交易中的一个环节,对于大部分交易而言,最具挑战的部分是在整合环节,整合工作的顺利与否,决定着整个交易的成败。笔者理解,现阶段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战略,还是要立足于以客户为中心。简单地说,就是客户走到哪里,银行的金融服务跟到哪里,“跑马圈地”抢市场不应成为大型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选择。


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必须基于自身独特的战略定位。银行在确定自身发展战略时,应重新审视经营活动的价值链,分析自身在哪些领域、哪些环节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创造出更大价值,并强化这些环节。对于那些对价值创造贡献不大,甚至侵蚀价值创造的领域和环节,必须“壮士断腕”,集中有限资源用于创造价值、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例如,美国银行在发现自身的海外业务不具备比较优势时,逐渐将发展战略重点回归本土。虽然多数海外业务都有较好的当期盈利能力,但美国银行果断地将这些业务出售或者收缩,集中资源做好本土业务。因此,一个银行的战略必须建立在自身禀赋、资源、能力以及内外部环境相匹配的基础上,要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不盲目跟风,这样才能摆脱低层次的同质化竞争,实现内涵式可持续发展。


还应该看到,指标领先不必然等于银行成熟,中国大型银行面临的挑战难以回避。虽然近年来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各项财务指标都已看齐甚至优于国外同业,但国际一流银行的标准不仅仅体现在财务指标上,更多还体现在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如果认真对照分析,特别是对照国际先进银行的经营管理实践以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相关标准和要求,目前国内大型银行还存在不小差距。


首先是战略趋同,导致银行个体缺乏核心竞争力,银行业体系系统性风险放大。战略趋同,这不仅影响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也不利于整个银行业全方位金融服务功能的发挥。金融危机过后,全球银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如何制定发展战略,采取何种商业模式,培养哪些关键能力来保持增长成为各机构最为关注的问题。面对危机后的新局面,国际先进银行纷纷根据自身情况调整战略,制定转型方案,推动业务全面转型和商业模式变革。如花旗银行在危机后及时调整战略,改变原有的全覆盖战略,集中资源在优势业务领域,聚焦在全球交易、投资银行和消费银行等核心业务,果断削减并逐渐退出资产管理等非核心领域业务,同时积极巩固富裕客户群体,拓展新兴市场份额;摩根大通银行则制定了业务协同战略,通过将商业银行、公司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及个人和社区银行业务版块协调发展,注重内部协调和交叉销售,同时着力发展轻资本业务,提升综合定价能力,推动转型增长,效果显著;富国银行通过立足本土,聚焦社区银行服务,树立严格的风险管理与谨慎的管理理念,对国际化和综合化道路保持谨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荷兰国际集团(ING)银行则聚焦数字化战略,通过建设一体化的数字化平台和直销银行业务,打造全渠道服务,改善客户体验,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成效显著。而目前中国许多银行在发展目标选择上普遍缺乏缜密的研究,忽视对自身禀赋、能力以及内外部环境的分析和论证,随大流、全面开花,缺乏自身特色,难以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银行间业务雷同,没有自己的特色,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业务结构趋同,导致金融服务“过剩与短缺”并存,同业间低层次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银行业战略趋同,导致一些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长期难以改变,甚至在一些局部因“抽水机效应”还有所恶化。例如,对农村、县域的金融支持,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等,迟迟难以扭转金融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的局面,甚至现在一些农村金融机构改制成银行以后,也追随大银行的战略,抢着在城里布点拓展中高端客户群体,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矛盾。


更值得关注的是,银行战略趋同容易导致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叠加放大。如前几年银行业在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大宗商品贸易等领域集体激进经营所带来的集中风险暴露,近年来银行业的表外业务、同业业务、影子银行业务的近似同步的大幅上升,使得银行体系内的关联度迅速增加,很容易集聚成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其次是基础管理仍较薄弱,精细化、专业化程度不高。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在基础管理方面虽然进步很大,但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譬如政策制度一刀切,很多政策制度没有充分考虑市场的变化和地区差异。再譬如技术工具相对落后。对于现代商业银行来说,技术工具是衡量其管理水平最直观的标尺,其中量化管理技术工具是最主要的标志。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使用的管理工具以定性为主,在不少业务与管理领域主要依赖个人的经验判断,粗放经营的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与此相应的是信息数据基础薄弱问题。现代银行的经营、管理和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支持。例如,在营销环节,西方很多先进银行通过强大的数据库和数据挖掘技术,采取数据库营销方式,对客户生命周期进行数据化管理,提升交叉销售能力,成效非常明显。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CapitalOne)在创设之初就提出要通过金融信息的分析处理来开发适合客户的金融产品,并率先制定信息驱动的数字化战略,借助丰富的客户数据积累和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完成产品制定、客户选择和风险控制等工作,将数据思维融入在企业文化中,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迅速跻身全美前10大银行。过去国内大型银行对于信息数据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数据分散、缺失、标准不统一、利用不充分等问题比较普遍。近年来,国内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在信息数据管理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不少银行正在探索建立个人客户数据多维分析平台,对个人客户的分层和细分,加大对关键事件的建模分析,逐步实现分层服务、分类管理和精准营销,但对数据的挖掘利用程度还有待提高,信息资源的优势还未能全面发挥出来。银行业需要打造全面的数据生态系统,以客户数据为基础进行科学决策,培养数字化的营销能力,构建数字化流程,精简成本,提高效率。


再次是对经济周期等系统性风险不敏感。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的波动性是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原因。从国际金融发展历史来看,在每一次经济剧烈波动或发生经济危机时,银行往往都是首当其冲。中国大型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增加背后均有经济波动的原因,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轨迹十分吻合。传导模式都是固定资产投资扩大——货币信贷快速增长——货币供应量增加——价格上涨——生产能力过剩——产品滞销——企业资金链断裂——形成不良贷款。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经济衰退阶段收缩、经济复苏阶段犹豫、经济过热阶段扩张”的亲周期性特征表现非常突出。


经济危机后国外先进银行纷纷加大投入,研究压力测试工具,提升风险预警管理能力。虽然“黑天鹅”事件的频繁发生,带来的影响和范围也有所增加,但已经有国外先进银行对此深入研究,针对各类风险设计出一系列压力测试,模拟黑天鹅事件等极端情况预估对银行的影响,并提前做出部署安排和应急措施。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还缺乏对经济周期和系统性风险的敏感性研究,总体来看重视程度还不够,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对具体客户和项目的风险管控上,还未形成应对经济周期的分析能力,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也未建立应对经济周期性变动的响应机制。特别是对经济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经济波动情况下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相关性、恶劣条件下的压力测试等,银行还缺少前瞻性研究,缺乏相应的风险识别、评估工具,缺少分散、缓释、转移等主动应对管理的手段。


我们还注意到,无论是出资人还是监管者,对大型商业银行还缺乏一套科学统一的业绩评价标准。对于大型商业银行的考核,我们过去侧重于存贷款业务增长、账面利润增长等,后来逐渐完善,更加重视贷款质量、资本充足率、拨备后盈利等。应该说,依据上述指标都可以从某个侧面评价银行的经营业绩,但难以真实、全面评价银行整体的经营业绩,尤其是这些指标普遍存在滞后性。


评价标准实际也是一个“指挥棒”,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不仅容易产生监管套利,诱发逆向选择等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中国货币信贷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有效传导。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收入必须覆盖相应的风险敞口。同样是赚1个亿的钱,承担1个亿的风险敞口与承担10个亿的风险敞口,其业绩是有天壤之别的。因此,仅仅看账面的数据是不充分的,甚至还容易误导判断,要将账面数据背后银行所承担的风险敞口真实反映出来,这样才能有一个科学、客观的共同基点,否则根本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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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凌,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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