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G20峰会在一片欢呼声中落下帷幕。与此前许多无果而终的会议相比，伦敦峰会的成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会议没有出现此前担忧的冷场和喧嚣场面，而融入了更多的声音和利益，体现了多元与包容。在全球共同应对危机的关键时刻，与会各方都不愿节外生枝，而倾向于抱团取暖、向世界发出温暖和积极的信号，以显示和衷共济、共度时艰的良好氛围。
　　曲终人散之后，人们发现，伦敦金融峰会更像一场危机应对的政策协调会。会议所涉及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比如扩大监管范围和对IMF的增资。与此前30人改革小组涉及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的内容相比，峰会增加了一些补充和诉求，但有关系统性体制转变方面的内容几乎没有触及。显然，这样的安排反映出眼下各国首脑最为关注的议题是危机的化解和应对。危机的蔓延，已经使各国国内问题丛生，恢复增长、增加就业成为重中之重，在改革选择上自然会有所侧重。这并不难理解。毕竟，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涉及诸多复杂因素，关系世界经济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关系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也关系到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它决非是单纯的金融经济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当前而言，集中于具有普遍共识的技术层面改革，容易形成共识，也是比较温和、现实的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讲，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无疑是一场伟大与漫长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每个经济体都试图争取更多的空间、筹码和利益，但政治经济相互依存性决定了角逐注定建立在常和博弈基础之上，以帕累托改进的方式进行。
　　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上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逐步形成的，已经运行了60多年。这一体系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目前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柱。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国际格局的调整，这一体系日益显示出内在的制度缺陷，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过于依赖单一货币已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并使全世界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存体系无法解决权利与责任的对称与平衡问题，致使主导货币以及由此衍生的金融产品缺乏有效的治理和监管；这一体系使世界经济过于受制于主导货币，当美国经济或美国金融市场出现较大问题时，美元也会相应发生较大波动，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这一体系还容易助长道德风险，导致储备货币发行国各类主体过度透支信用。而这些恰恰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高度依赖美元的缺陷以及金融过度自由化所引发的矛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愈加突出，并加剧了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单从贸易角度看，就能清楚看到其弊病。1995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规模不断扩大，逆差占GDP之比由当年的1.5%上升到2008年的8%左右，美国不仅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逆差，对许多发达经济体也存在逆差。这意味美国倚重于其货币优势，大肆利用世界资源，逐步形成了世界供养美国的局面。正是借助于美元特殊的地位，美国吸引了大量的金融与资本流入，维系着经济的运转。
　　因此，从长远看，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应当改革以硬化约束，否则，就很难避免危机的重演。在G20伦敦峰会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国际货币改革的长远目标，主张创造一种与主权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这种观点是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超主权货币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这一方案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即未来的国际金融改革要充分体现独立性、多元性、平衡性和约束性，以减少现存制度安排的危害。它强调了制度约束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重要性，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应凌驾或游离于有效监督之外。但是，超主权货币主张的实现需要长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