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委员会监管改革新思路
2010年07月02日 摘自:《中国金融》 2010年第13期共有条评论
实施改革的缘由
巴塞尔委员会2009年夏天制定了更高的资本交易账户标准,以应对复杂的资产证券化更高的要求以及资产负债表外的风险。此外,2009年12月的提议代表了对巴塞尔协议II框架基础性的加强以及首次引进流动性风险的最低全球标准。这些改革措施是针对那些危机前的重大缺陷而设计的,正是这些不足在危机期间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由于糟糕的治理和风险管理,不适当的激励机制,特别是有关薪酬方面不恰当的机制使银行业陷入了杠杆率过高和流动性不足的危机。这些因素综合体现在承保效果不佳,信贷和流动性风险的错误定价,以及过剩的信贷增长等方面。当危机袭来,这些银行部门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被放大从而加深了经济的衰退。
结果如我们所知:深度、快速的去杠杆化,银行的高额损失,严重的经济衰退以及大规模的来自公共部门以资本注入、担保和流动性等形式的直接支持等。虽然并非每家银行都需要这种直接的支持,但是所有银行与其交易对手也间接地从这些努力和更广泛的财政和经济刺激计划中受益。
现在,面对这次危机,需要大幅提高流动性的最低标准,使银行可以承受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压力,从而加强金融稳定并促进经济更加可持续的增长。银行部门必须作为一支稳定的力量,而不能对冲击起到放大的作用。
银行业已经在加强资本水平和流动性缓冲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还需要作出更大的改进。此外,如果各种紧迫的压力凸显,将会存在使局势迅速回到难以令人接受的危机爆发前的状态的风险。况且,公共部门的财政状况已经捉襟见肘,必须得到加强。公共部门没有能力再继续采取过去三年里对银行部门的各种支持措施。因此,银行必须恢复盈利能力以增加资本和流动性。经济和金融体系依然存在重大风险,如果银行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来加强它们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 将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完成制定巴塞尔委员会有关资本和流动性的改革将增强市场的应变能力,并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使新的标准朝着必须实现的目标迈进。
认为这场危机只对有限的一些银行、商业模式或地区来说是个教训是不明智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加强银行业抵御冲击的韧性,因为冲击来自世界所有地区、所有资产类型以及各种商业模式。
改革方案的关键要素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提出了改革方案,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捕获所有风险
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在资本框架内捕获所有重大风险。在金融危机初期,大多数的损失和杠杆的建立体现在交易账户上。同时,交易账户规则没有充分捕获银行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对资本风险的揭示极其不足。鉴于此,委员会2009年完成了一系列加强交易账户规则的工作。这些较高的资本要求有助于捕获复杂交易和衍生工具活动的信贷风险,并要求银行计算出一个压力下的风险价值。这场危机也暴露了银行在风险管理以及对证券化资产和资产负债表外风险计量上的不足。这一缺陷导致了巨大的、意想不到的损失。委员会2009年7月的改进措施包括在第一支柱里引入加强对某些证券化资产处理的新规则,对再证券化风险给予了较高的风险比重。改善监管资本需要规避的另一重要风险是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委员会2009年12月份提出的改进方案,其目的是加强单个银行机构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以及降低通过衍生工具和金融通道从一个机构传导到下一个机构的风险。
提高资本金的质量
巴塞尔委员会努力提高风险覆盖面,这对于资本充足平衡等式来说是关键因素,但这仅仅只是改革的一半。另一半涉及用以抵御银行风险的资本金的质量。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对资本金的定义进行梳理,这是改革方案的第二个目标。我们大致沿着两条线进行。首先,一级资本中最优质资产的等级和份额,即普通权益和未分配利润将大幅增加。在危机期间,损失直接来自未分配利润,但由于在资本金里存在其他形式的金融工具,部分银行保持着看似较高的一级资本比率。何况,在信心得到恢复之前,许多银行的非普通一级资本票据最终将不得不被转换成普通权益资本。其次,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建议采用一套严格的普通权益资本扣除和排除来达成一个更加透明的、更有意义的资本定义以恢复一级资本金的信誉。
对杠杆比率提出要求以抵御风险
第三个目标是引入一个杠杆比率来加强以风险为基础的系统。微观地说,在具体到企业的水平上,许多企业采取了过于冒进的行动。存在于交易账户中的监管不足和经济资本的风险就是一个例证。许多公司采用对冲策略,这些对冲策略的风险可以从内部风险报告和资本中神奇般地消失,而只作为基础风险、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或处于不能被出售的流动性不足的处境而再现。许多监管者并没有对这种压缩风险资产加权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从宏观审慎的角度来看,我们再次看到了在银行体系里杠杆的循环利用,市场被迫以破坏性的速度下行,导致顺周期性的放大以及实体经济的衰退。此外,市场人士纷纷投入到被认为是最低加权风险的资产中去,如回购,主权贷款和AAA级资产支持证券等。尽管这些资产可能在银行的水平上被视为是低风险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些资产类别中系统范围风险的增加,而这些风险将最终反过来使众多机构陷入困境。
抵御冲击的缓冲区
还有一个目标是要建立更大的缓冲区使银行部门能够承受严重的冲击。无论是在银行主导的国家还是那些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银行都位于信用中介过程的中心。更大的缓冲区将有助于防止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冲击的扩大。这些缓冲区需要采取以下各种形式:首先,我们需要制定更多的前瞻性法律法规。其次,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审慎的金融工具估值的做法。再次,建立资本储备作为缓冲。在金融危机开始时,虽然其本身的财务状况和银行业的前景正在继续恶化,但许多银行仍然以股息、股票回购和慷慨的薪酬大量地进行利益分配。最近,虽然许多银行已恢复盈利,但由于资本缓冲不足而不能支持新的借贷活动。这种状态不利于系统更加灵活,不仅如此,它还放大了顺周期性,这大部分是由于资本储备框架力求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所引起的。改革提议的框架将使资本储备增加并逐步建立足够的缓冲,以便在压力之下各国监管者能够采取适当的协同措施协调资本下行造成的压力。这种方法并不是对良好治理的有意禁锢,而是在监管方面提供更清晰的指引。
委员会还致力于反周期缓冲架构的研究,以防止银行信贷过度增长。今后,委员会还会继续制定这一框架的细节。从历史经验来看,银行业在信贷过度增长的时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另外,我们需要解决由于银行之间过多的相互关联以及由“有些银行太大而不能倒闭”的观点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以下多种途径予以解决:第一,要引进利用中间交易商做场外交易衍生品的资本激励方案; 第二,应有较高的资本金以满足交易和衍生品以及复杂的证券化操作的需求,这些活动与系统性风险紧密联系并相互关联;第三,需要更多资本以应对跨金融部门的风险;第四,委员会正在审查系统性银行合理资本处理(与金融稳定委员会协调一致);第五,委员会最近提出的关于跨境银行的决议为着手处理跨境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流动性
雄厚的资本虽然是必要的,但它并不是银行业稳定的充分条件。许多银行由于将短期批发资金投入长期、流动性不足的资产而陷入困境。许多银行仅因没有充足的高度流动的资产而无法渡过此时的难关。许多机构在它们的流动资金计划里假定它们会遇到困难,但是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一个整体良性的环境下。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引进全球流动性框架,建立资金流动性风险的最低标准,从而防止这个领域的“向下竞争”。银行必须持有高质量的流动性资产,使其足以让这些银行在30天的期间内应对紧急压力。银行可以通过改变它们的资金配置满足这些标准,并使它们在面对流动性冲击时不再如此不堪一击。
更好的监管、风险管理和透明度
我刚才概述的措施将有助于改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应变能力。同时,它们需要配以更好的监督和风险管理。这场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我们需要更好、更严格的监管,其实这一关键主题贯穿了委员会的整体工作。我们最近公布的成果将突出委员会对提高监管和风险管理标准的能动性:2009年补充第二支柱的准则中,我们在薪酬评估、定价、压力测试以及银行问题解决等方面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合理的原则和方法只是几个例子。委员会将遵循严格的机制继续制定标准,以确保它们在成员中全面实施。
最后,我们需要在系统性监督方面做得更好。当大部分银行存在共同缺陷,并且这些缺陷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集中时,就会出现危机。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对金融部门和宏观经济的弱点更广泛的理解基础之上建立整合银行监管。当我们推出这些改革时,我们必须确保这些规则管理的幅度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这将是非常重要的。涉及重大到期转换交易和流动性风险的活动应该受到更多的和银行一样的监管。我们还需要警惕类似活动可能引起的重大分歧对秩序井然的银行业的监管造成压力。■
(本文摘译自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荷兰央行行长韦林克2010年6月11日在国际金融协会于维也纳举行的2010年春季会议上的主题演讲)
(责任编译 许小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