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国家对危机起源、扩散和传染的判断出现了较多严重失误，暴露出以货币统计、国际收支统计和监管统计为主要构成内容的现行金融统计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突出表现为金融统计覆盖范围不全、指标关联性不强、风险传染监测手段严重不足、信息共享基础差。这些缺陷在我国金融统计体系中均明显存在。危机前，我国金融统计主要面临国内制度改革和转变的挑战，重点考虑如何改造和完善过去体制沿革下来的统计体系，建设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统计信息框架。这方面工作尚在进行，危机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亟需我们尽快转变统计理念，改进统计体系,增强解决问题的急迫感。总体看，当前金融统计工作有以下缺点与不足：

　　第一，机构范围不全，宏观经济金融监测所需的部分金融行业统计信息不足。

　　一直以来，中央银行的货币概览及信贷收支统计较为完备，但缺少包含证券、保险在内的反映全社会资金融通的金融概览。加之近年来我国金融业迅速发展，出现了大量从事金融业务的新型机构，如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担保公司、形式不同的金融控股公司等。对这些新型机构的监测与统计比较薄弱，有限的统计信息无法支持对其风险抵御能力的判断。

　　第二，创新型金融产品监测信息不充分。

　　近年来，金融机构开发了代客理财、信托投资计划、集合理财、衍生工具、资产证券化等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性金融产品和业务，这些业务往往在表外进行，西方称之为特定目的载体(SPV)。当前国内外金融统计数据搜集和管理普遍存在重机构、轻产品的倾向，传统的统计方法难以运用到对SPV这类影子机构的监测上。这些业务监测游离在金融统计之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很好地评估这些业务对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准确判断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与调控效果，以及其对金融体系稳定的影响。

　　第三，部分统计定义和分类未能跟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统计体系不断完善，突出进步是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以货币概览为核心的框架体系，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监测货币政策目标和传导途径提供了参照系。应该看到，在转轨过程中，金融统计还比较滞后，特别是还有部分统计定义和分类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需要，导致一些指标体系存在交叉与重复分类，不能一分到底。结果是不能清晰地反映部分资金的来源与流向，不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2009年底和今年上半年，我们陆续发布了《金融机构编码规范》、《金融工具统计分类及编码标准（试行）》、《贷款统计分类及编码标准》，问题开始得到明显解决，但还有若干重要金融工具标准仍没有发布，需要加大力度。

　　第四，缺乏可追踪金融风险的多维稳健指标体系。

　　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向市场主导过渡已成为当前的趋势。系统性风险从产生到爆发，往往是一个跨市场，甚至是跨境的多产品链条。风险集聚与传染的监测是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三维关联监测。金融统计的管理模式也要从以往以汇总报表为主要手段转变成靠两条腿走路，即建立机构、产品双核心的二元统计体系。其中，产品统计要延伸至每笔金融交易的核心要素。

　　第五，需要更好地把握货币政策框架调整对统计的新要求。

　　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货币政策框架面临着诸多调整压力，IMF也在对过去20多年国际实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进行反思。特别是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金融稳定、币值稳定、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可能需要将“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两者结合起来。中央银行为实现币值的稳定，不仅要关注消费价格的稳定，还应关注资产价格的发展变化；不仅要盯住当期价格水平，也要关注未来价格变化趋势；不仅要运用传统工具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也要结合金融稳定用新的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