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格于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3年进入美联储系统工作，是银行监管领域的经济学家。他于1991年10月1日就任堪萨斯城联储银行行长，2010年成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具有投票资格的委员。他是密苏里大学堪萨斯校区的经济学导师，主讲美国银行业和中国监管体系。

　　 2010年以来，霍尼格一直不同意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的总体政策方向，并坚持自己的紧缩看法。这篇演讲的背景是美联储今年8月10日利率会议作出维持现行政策不变的决定。

 

　　现在是美国经济的艰难时期。失业率逼近10%，金融系统继续受到压力，社区银行倒闭已经成为每周发生的事件，联储正在不停地印刷钞票，零利率使得储蓄者获利微薄。这是几十年来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遭遇最大挑战的时刻。

监管选择

　　总体来看，金融改革法案通过之后，为了加强和扩大监管框架，很多重要的步骤已经实施。然而，立法的成功与否将完全取决于监管当局能不能切实有效地执行这些新要求。

　　例如，有一条名为“沃尔克规则”的法令，对大型企业从事投机活动的能力施加限制。从事所谓的“自营交易”以及出资支持从事高风险活动的对冲基金，都不可以在商业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的范围内进行，并且不可以直接获得安全资金和在联储窗口进行贴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则有特例情况，它是否能如期发挥作用，将取决于规则的具体设定以及如何对其解释和执行。

　　法案还建立了一个消费者保护局，以解决不受监管和监管不足的金融企业（包括抵押金融公司、发薪日贷款公司和信用卡公司）的制度缺陷。保护局的成败决定于其能否找到那些利用制度缺陷的机构，并将它们置于认可的行为规范之下。如果这个保护局只是将其监管资源投向那些早就处于严格监管之下的社区银行，那么，它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若想让消费者得到所需要的利益，就必须制订一个定位良好的执行方案。

　　法案的一大主要目标是解决公众对“大而不倒”机构的担忧情绪。所谓“大而不倒”，是指这些机构庞大且相互联结，不论它们承担了多大的风险，作出了多糟糕的决策，纳税人都必须救援它们，因为它们具有很强的“系统重要性”，不容有失。改革法案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于下一次危机爆发时的监管部门领导层。目前的法案要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那些被认为“已违约或有违约危险的”机构；对于这些机构，常规的破产程序可能会带来系统性后果。这种接管过程很复杂，要求获得多个监管部门的同意，由财政部在取得总统支持后作出最后决定，还需要一个秉直客观、富有定见的主管法庭对此进行裁决。这对于监管机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最近的经历告诉我们，在全国性的流动性危机中，时机的选择最关键。在实践中，确认无力清偿的大型机构并接管和清算该机构，这个过程是极度困难的。“大而不倒”的现实情况并非能轻易破除。

　　即使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十分糟糕，我们的大型机构仍然在财力和政治影响力方面强大如昔。经历了惨痛教训的监管当局早已经针对这类银行和金融企业开始了加强国际资本要求的初步尝试。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刚刚发布了一个协定，为全球最大的一些银行设立了3%的一级资本/资产比例要求，相当于33倍的杠杆率。而贝尔斯登步入危机并倒闭的时候，杠杆率则是34倍。这个设定给予犯错较小的缓冲空间，我无法接受这个风险水平设定。

　　展望金融监管前景，我对未来的变化既有信心也主张立足现实。法案授予了监管部门加强对大型机构监督的职权。其成败在于我们是否努力工作，能否正直、公正和坚定地履行新职责。

货币政策选择

　　我承认我们获得并进行分析的各类数据有着不同的视角，因此对于如何改善经济有着不同的意见也是合情合理的。联储有着维护价格稳定和促进经济长期稳步增长的双重责任。整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都为这些目标而开展工作，但是对于目前情况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存在着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