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诺翰：我们看到，过去三年当中发生了很多银行倒闭事件，从而导致其所在国预算方面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不仅发生在欧洲国家，还涉及欧洲以外的国家。银行业经营情况如何，虽然其具体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对国家预算的影响是重大的，对经济的增长也产生重大影响。

　　银行与国家预算之间关系很密切，有的时候看得很清楚，有的时候并不那么清楚。银行规模意味着银行在经济当中发挥作用的大小，银行流动性会发生变化，银行业务对国家预算影响变得非常重要。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税收等政策会对银行业产生重大的影响，会间接影响信贷供应等。与其他行业相比，如果银行陷入困境的话，更容易受到政府的拯救。当然，政府要拯救银行是靠国家预算。银行与国家预算之间关系就是很密切，这在过去几年，几个月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至几个星期内，都在上演“国家救银行”的剧目。全球危机重心首先从美国的投行开始，但在欧洲却更能看清楚银行业与国家预算之间的关系，而其中爱尔兰的例子最典型。

　　记者：作为受命于金融危机危难当中的爱尔兰央行第十任行长，请您谈谈爱尔兰银行及其金融体系改革目前的进展怎样？爱尔兰在救助银行的时候，是如何考虑与其他国家进行协调的？

　　霍诺翰：经济总是有一个繁荣周期，然后走下坡路。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爱尔兰的真实的情况，从2003年到2007年期间，爱尔兰的银行引入了占GDP50%的资金用于一个失控了的地产及建筑业泡沫，导致国内资产包括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这些注入泡沫的资产许多是从海外进入的，客观上增加了经济的活力，带动税收增长。在过去很多年中，爱尔兰的财政都是有盈余的，占到GDP的2%。在过了几年比较宽裕的日子后，政府觉得没有必要去限制政府自身开支，因此开始放松了开支管制。当时，政府的财政看起来非常稳健，但其实是种假象，尤其是当国际市场信心崩溃的时候，爱尔兰的繁荣也就不复存在，现在人们看到爱尔兰的房地产价格已在逐渐地下降。随之是政府赤字扩大，全球经济衰退使得爱尔兰不得不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收紧银根。在雷曼破产的时候，爱尔兰已非常困难。现在泡沫已经破裂，很多银行都资不抵债。政府必须拯救这些银行，虽然当时政府有部分银行储蓄担保系统，但是杯水车薪。政府救助意味着纳税人要付出代价，未来好几年爱尔兰公民仍要为此付出代价。从2009年开始，爱尔兰政府开始对整个系统进行改革，实施结构调整。第一个步骤就是注资，银行管理层千方百计地盘活银行资产，母公司要给银行注资。如果是本国的银行，由国家政府提供必要注资。

　　爱尔兰有一个国家资产管理局，是为了剥离银行与房地产有关的贷款而成立，在国内规模最大，在全世界可能也是同类型中最大的。中国也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十年前建立时，也是为了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在收购银行不良资产方面二者有很大不同，对爱尔兰来说，不仅要看债务的账面价值，更要看它的市值。也就是说要使国家资产管理局在一定时间内实现盈亏平衡，可以想象这对银行资产负债表产生多大的压力。爱尔兰国内银行还是愿意成为国家资产管理局成员的，这些银行希望所收资产价格高一些。中国的银行是国有的，资产管理公司也是国有的，所以没有这个问题。爱尔兰要达成这个协议就比较困难，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耗时费力，我们原以为几个月就可以完成，但是现在还没完成。开始第一笔资产比较大，以银行资产的账面价值50%的价格进行购买，这样银行的资本得到补充，达到资本金的要求。

　　这是一次非常集中的政府举债大行动，这些银行问题非常严重，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大，政府需要拿出大笔预算来补充。人们会看到，爱尔兰政府今年债务负担会有大幅度上升。同时，爱尔兰政府迅速地对开支和税收进行了调整，最明显就是下调公共部门雇员工资，并减少政府开支，力争在14年内把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

　　银行救助中各国政策的协调问题值得重视，在雷曼倒闭两周之内，全球都面临巨大压力，某些欧洲国家与美国的金融机构每天都在成批倒闭。爱尔兰政府在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很快出台了对存款的担保政策，向银行提供特别时期的流动性资金，极大支撑了银行。法国、德国银行也都有问题，记得在那一个周末，无数电话打来打去，央行遇到这样问题都是非常紧张的。英国银行也是一样，当时苏格兰皇家银行情况非常危急。爱尔兰政府做出担保存款决定是稳定爱尔兰体系，但是却影响到了英国及英格兰银行。因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某种影响，也就是所谓的溢出效应，因此，一个国家提出政策也很有必要与其他国家政策制定者进行磋商。在那之后，就金融稳定的问题，各国央行行长、监管者加强了公开密切的交流。欧洲国家现正酝酿建立一个金融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一旦建立，会把现有的相关职能从欧洲各国央行转移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