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的角度说，可持续的消费是经济活动的目标，而投资则仅仅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最近，中国经济在面对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的情况下，贸易净盈余达到了GDP的9%左右，这应该是与投资同步的，但该用什么框架来衡量这种发展战略呢？

经济政策目标

　　显然，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不能不考虑特定的现实情况。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战争期间，所有其他的目标（例如长期投资、个人消费等）必须最大化地服从于军事需要。中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将经济发展的目标设定为GDP增速的最大化。这意味着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从而使中国摆脱低收入国家的世界形象。如今在中国，形成共识的一点是追求GDP增速的最大化已不合时宜。因为如果优先考虑GDP的最大增速，必将导致忽视对环境因素的考虑——致使环境质量的下降。同样地，社会和环境的发展都将落后于GDP的增速。

　　那么，对消费来说，什么样的战略目标是恰当的呢？笔者认为，最准确的描述应该是“消费发展速度的可持续的最大化”，而不是“消费占GDP的比率达到最高”或“消费增速的最大化”。

消费占GDP的比重与消费增长率概念的混淆

　　为什么选择消费增长率而非消费占GDP的比重是至关重要的，需要从主要经济体消费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解释清楚。表1显示了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率。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GDP中，固定资产投资占了较大比重，消费的占比与国际水平相比则相对较低。可是从表1反映出的情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消费增长率是世界上最快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消费增长率一直以每年8.7%的增速增长，明显超出美国的3.0%、英国的2.6%、日本的2.5%和德国的1.6%。中国家庭消费的增速也是最快的（8.6%），明显比美国的3.5%、英国的3.0%和德国的1.6%要高得多。

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最低，但消费增速却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源于GDP的增速最快。

　　表1证实了所有消费增速最快的国家（地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中国香港、泰国和印度——都有很高的GDP增速。GDP增速低的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德国等——消费增速也低，虽然它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不论消费占GDP的比重如何，没有一个国家（地区）能做到GDP增速慢而消费增速却较快。

　　这清楚地表明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增长率，其决定性因素是GDP的增长率，而不是消费占GDP的比重。显然，个人对消费占GDP的比重毫无兴趣，他们不在意吃饭的开销占了GDP的百分之一，抑或度假的花费是GDP的百分之一。他们更关注的是实际的消费数和消费的增长率。相似地，市场上消费品产量的增长率由消费增长率来决定，不是由消费占GDP的比重来决定。因此，若要促进消费的话，必须先定出消费增长率的目标，而不是其在GDP中的占比。实际上，中国较高的投资水平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反过来为消费的高增长率创造了条件。

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GDP增长、投资和消费间实际的量化关系可清晰地从现代数量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结论中得出，特别是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得出。事实证明，消费增长的首要因素是GDP的增长率。

　　首先来分析美国经济。美国GDP的增长来源包括用于统计GDP的一般投入要素——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加上衡量产能增加的“中间投入”，即作为非完工品从一个部门转移至另一个部门的产出。包含最后这个要素的原因是：当代数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中间投入的增长速度快于GDP和产量的各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

　　对统计结果所作的简单的经济学解释是，中间投入的增长率快于GDP的增长率——它也附带地对中国的“开放政策”给出了直接的数量经济的证实，并解释了中国企业在近期全球金融危机中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原因。中间投入的增长快于GDP增长的事实，以美国为例是115%对100%，表明经济中的劳动分工不断增加。它以现代数量经济学的方式衡量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著名开放式论断：“劳动力在生产中的最大程度的提升，加上技能、技巧和判断力的占比扩大，是劳动分工的效应。”